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发生一起骇人的凶案：凶手郑民生出于报复社会的目的，持刀砍杀在校门口排队等候入校的小学生，致13人死伤（3月24日《扬子晚报》）。
这起凶残的案件发生后，公众无疑急切想知道凶手施暴的心理动机。不过，笔者更关心另一些问题：学校该为校门惨案负责吗？经此一事件，全国的校长们又会有怎样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真的对我们的孩子有益吗？
从个案说，无疑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本案的法律示范意义，更值得思考。这是一个非典型校园伤害案件：案发于校门口，并不是校内。一方面，家长已经将孩子安全送到了学校；另一方面，学生还没有入校，没有处于学校的监管之下，这就是真空地带。
不让学生早进校门，缘于校方在规避风险。不知从何时起，清早很多校门口就有大批的学生在排队等待入校，这成了一道风景。为什么学校不让早到的学生入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此时教师还没有到位，一旦入校发生伤亡事故，学校就要吃官司。今年7月将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也是将校方的责任期间定在学生在校内“学习、生活期间”。所以，简直像有全国统一规定一样，学校坚决把早到的学生们拦在门外。
让大量未成年人聚集在校门口以及附近的人行道上，他们或者整齐分班级列队，或者打闹成一堆，这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南平惨案更说明了这一点。但这种不安全的安排，的确使校方规避了“校园伤害”的风险。可是，我们应该就此苛责校方吗？不应该，因为正是之前家长、社会对于校方的“苛责”，让校方不得不规避风险，“理性”选择把早到的学生拦在校门外面。所以，我们童年里那份第一个到学校的喜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同样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有不少学校取消赴外地旅游、郊游，甚至不惜取消春游、秋游，或者刻意搞“室内游”。
此次校门惨案之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应对之策多半有这么两条：一是加强对早到学生的监管，二是禁止学生在学校开门前聚集在校门口。令人悲观的是，笔者觉得后一种选择可能是校方更经济的“理性”选择。将学生从老师还没有到岗的“不安全”的校园，赶到更不安全的校门口，再赶到更加不安全的其他地方，这就形成了一个家长—学校—教育部门三方博弈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兴起，一旦孩子发生涉及学校的人身伤害，家长必然打起官司讨说法；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就是公益教育机构，不是保姆性质的经营机构，让它承担过重的保育责任，必然导致校方成为“风险厌恶者”，想方设法规避风险：不惜取消郊游，不惜把孩子拦在校门外，这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其中解决之道，或许还在于国家实行强制保险，让学校摆脱校园伤害赔偿的风险，回归教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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