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六十年代、已是朱家媳妇丈夫姓朱女儿姓朱的我，却很坚定的认为谢家才是我的家，因为我姓谢，因为我喜欢谢姓，因为谢姓的真诚与随意。
据长我二十岁的大姐说，我的至亲谢姓祖父母都安葬在武当山脚下一个叫谢家寨沟的山中。２００８年我们国家第一次在清明节这天放假，我、大姐、弟弟一起探访祭拜了我的祖父辈们。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祭拜（据大姐说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从武当山下，顺着梅子沟往东走十几里地，有一个叫谢家沟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散落了几户人家。据大姐说，我们的爷爷奶奶当年勤劳能干，在沟两边排列了谢家几十间房屋，还开了一个很大的油坊，有很多沿河沟的流油的河滩地。大姐说，那时谢家人丁兴旺，祖父母共六儿两女，一大家有二十几号人，用铁锹般的铲子炒菜做饭。后来爷爷去世了，尽管奶奶精明能干（据大姐说奶奶是石板滩街上沈秀才的女儿，慕谢家当时的盛名，从镇上嫁到乡下谢家的），但当家的大伯面慈心软，借出去很多钱物，却收不回来，慢慢地卖房卖地，谢家就这样败落了。
大伯是老大，我的父亲是老六。谢家败落时，我的两个姑姑已经出嫁，，二伯在三十年代被抓了壮丁不见了踪影，我的父亲等兄弟五人都各自娶妻成家。谢家败落后，大家商议决定，几兄弟各随自己的媳妇到娘家安顿生活。就这样，我的伯伯们和我的父亲都四散开来，在武当山方圆几十里的地方落户讨生。
我大姐经常面带笑容喜滋滋地说：谢家的败落正是时候。谢家房屋田地完全丧失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谢家儿孙们给地主当长工吃苦受累地过了几年，但不久就解放了，我们都被划为贫农成分，我家也分到了地主家很好的两间大瓦房。新中国的建立，给已是贫农的谢家子孙带来了许多福祉：有房住、有饭吃、有学上、有地位、有笑声……我常把这些福祉归功于我善良的大伯父，我常常心中充满感激地想起这位我没有印象却深深感念的亲人。
伯父们散开后，有几年的日子确实很不好过。据我的大姐说，我父母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投靠肖川陈家营我的外婆舅舅，在舅家破旧的房子旁搭了一间更加不堪的草屋。大姐说，她是在一九四五年一个寒冷的十月的夜晚出生在那个草屋里的。我开朗的母亲在世时，有点悲伤、又有点烂漫的常讲起当时的情景：气凉风冻，天却晴好，躺在床上，透过房屋草杆的缝隙，可以看到满天很亮的星星和月亮，再看看身边刚出生的头生女儿，虽有九分的凄凉，却也有一分的美好。
我记事时我们家已坐落在襄阳北边的一片岗地上，家中有我的父母我的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我的父母和我们五姐妹是从均县搬迁到襄阳的，时间是１９６７年，是因为建丹江水利枢纽工程的需要，一同搬迁的还有我的两个亲舅舅家，和几个表舅家。六、七十年代交通不很方便，搬到襄阳后，我的父亲带着大一些的女儿们回到过几趟谢家沟，我伯父们也来过襄阳几次，我始终没有分辨清来的是哪几个伯父。七、八十年代，我的伯父们相继去世，我们都有种与谢家沟断了联系的孤独。今年回谢家沟祭祖，已是暮年的堂哥们也记不清哪个是我们亲爷爷的坟了。我们在所有的谢家祖先坟前烧了纸钱，磕了头，表达了对谢家祖先的追思。这次祭祀，我很有感慨：爷爷安葬在沟的最里面，走两三里地是一大块平地，那里是奶奶、大妈的坟，再往外走一二里地，又是一大块平地，那里安歇着我大伯和他的大儿子我们叫大哥，再往沟外走两里地，住着谢家现存最老的人：已是八十多岁的我的大嫂，大嫂一辈子没有生养，抱养了一个女孩姓了谢，现在也是五十多岁的年龄了，当年的养女现也有了一个三十多岁姓谢的儿子，还有一个姓谢的三、四岁的孙子，这个三、四岁男孩机灵好看，尽管没有谢家的血脉，但我们见到那个姓谢的小男孩时仍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仍觉得那是我们谢家的一脉传承、一脉希望。谢家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一代一代地从山沟里往沟外挪着、走着，走过一座座山，淌过一条条河，会走向哪儿呢？到处都可能是落脚的地方吧！
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我和四个姐姐，从老均县肖川移民到了襄阳北部的一个村庄里。我的弟弟、我父亲唯一的儿子就诞生在襄阳。其实弟弟是母亲在均县就怀上了的，我母亲怀揣着他跨越了汉水到了襄阳，故为这个弱小的男孩取了一个庞大的名字：长江。我母亲说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不得已便多了几个小儿女。但我心里一直认为我那平凡老实憨厚的弟弟是我父母亲一生的追求和最大的骄傲。
出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我，记住的事多是七十年代及以后的，至今三十几年的岁月，谢家虽说不上是沧桑巨变，其中的变化确实一点一点地发生着。
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好几年了，我的谢姓的兄弟姐妹们在湖北四散开来，都仍然在努力地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