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秋冬，走过了春夏，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萌夏蕤，一个又一个秋收冬藏。春天就像一支透明而闪光的短笛，她的色泽和清响，时时勾起我尘封的记忆。
麦苗青青，油菜花黄。一条小河傍着农庄蜿蜒而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家。
当迷迷蒙蒙的薄雾淡淡而去，家家户户的炊烟随之袅袅升起。鸡呀，鸭呀，鹅呀，像赴宴一样的，急急忙忙地跳出了门坎，或振动着羽翅，舒展它们的筋骨；或呼朋唤友，咯咯咯地相互交谈；或频频地伸颈缩脖，乱草堆里寻觅着颗粒……那赶着牛的，肩着犁的，扛着耙的，挑着担的乡亲们，一个一个、三五成群地从村口迈向绿野。“一日之计在于晨”，大人都这么说，更何况是在这“一年之计”的特殊时节。
那时的我，也得匆匆担起粪筐，跟踪着牛羊，在坎坷与泥泞相继的田埂上，在杂草与野花丛生的边坡上，在田螺与蚌壳混杂的湿地上转悠，为庄稼搜索着“粮食”——这是我背起书包上学前必须完成的“课业”。年年如此，天天如此，也许正是这春天里特殊的“课业”让我早就能识别出“五谷”与“六畜”，懂得“耕作”与“生存”的联系，读懂“汗滴禾下土”的诗句。那是我童年时最清新最明晰的记忆……
春寒料峭的时候，在人们赶集的一条“老街”上，我看到了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流浪娃”，他宽宽的脸庞，头发就像一个茶壶盖一样扣在头顶上，身上的棉袄，油篓一般，腰间用草绳捆扎着。他一不作贼，二不乞讨，瑟缩在一个避风的墙角，以一种近乎残虐的方式换取硬币。路过之人，谁舍得三分、五分钱，就可以选择一种方式来“揙”他。或捶他一拳，或扇他一个耳光，或揪住他的鼻子、嘴巴、脸颊甚或肚脐，让他在三秒钟之内挣脱。那天，他被一大群人围着，人缝中看见一只大手正揪着他的耳朵，随着周围的人“一、二、三”的叫喊，他猛地将头一摆，挣脱了那只手，获取了一个面值五分的硬币。没过两天，街上又来了一个舞刀弄棍的卖艺男人，他掏出五分钱，揪住了流浪娃的肚脐。一次，两次，三次，流浪娃最后也未能挣脱他那只有力的大手，瘫了下去，而且从此就再没有站起来。听人们说，那天他恰好满十岁，他想多挣那五分钱过个生日，可谁知那男人扯住了他的脐肠而导致了“胃肠寸断”、“五腑俱裂”。听人们说，他当时只是没有断气，随后就死掉了，死在爬回家的路上，死在了那个春的季节里。我还听人们说，那个卖艺的男子就是他未曾谋面的亲生父亲，他还有一个莫明其妙的名字：“单喜”。我曾见过许多人的求生求死，都未曾使我涌起过什么感想，只有这个“单喜”，却时时令我喟叹乃至于心悸。只要见到那孤苦无助之人，就会想起这个年仅十岁就走完了人生的“流浪娃”，就会有一股寒意袭身而来，甚至感受到一种逼人的寒冷，我想，是不是因为在自然的春天里也会有令人“心惊胆寒”的冬天……
桃红梨白，蝶舞蜂喧。那也正是古人诗赋中阳春三月、江南草长的时候。
学校的土场上正播映着电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幼童们在银幕的前后蝶来蜂去，精壮的小伙子踩着自行车一样的发电机轮番上阵，纳着鞋底的姑娘婆婆说说笑笑，烧着烟叶的老汉们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银幕上穿着黄衣的坏蛋、身着蓝衣的好人以及衣着破旧的穷人换来换去。
那时我十三岁，身上已有了“承担”的责任。作为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我的任务是从剧情中选学一首革命的歌曲，能尽快到村民中教唱。不几天，我学会了李玉和的一个唱段：“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就在这个时节，学校要求我星期天进村去演唱并教村民学唱这首歌。老师的话就是命令，我只能把“家务”——到五里远的米房“轧米”的事先搁下来。可我真不知家里早已是无米下锅了。夜色迷蒙时，我回到了家中，全家人都捧着一碗稀可照月的红薯汤勉强度饥。面对学校里的“政治任务”，我有理由，有困难，可老师不给我诉说的机会；面对红薯汤和家人的苦楚，话到嘴边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惭愧和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在饥肠辘鸣的深夜，我一次次默念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歌词，思考着“穷人”的真正意味。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给了我对人生、对家庭、对社会思考的动力。这些春天里多少都有些苦涩的记忆，却委实是我在书本外收获的第一笔财富。
几度春江水暖，几度花开花落。眨眼间，又见鹅黄嫩绿，玉兰花开。在草坪上，在花丛中，在迷宫里，在小径上，小朋友们又花枝招展地唱起了人们熟悉的那首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小朋友的眼睛里，这里有红花呀，那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是的，自然界里的红花、绿草、小黄鹂，显现着无限春光。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春天不仅仅展示在人们的眼中，更涌动在人们的灵魂血脉之中，铭刻在人们的心灵与记忆之中。
（本文系周进芳教授在郧阳师专第１９届现场作文大赛上的“下水”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