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张爱玲，在人们的传说里她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但了解张爱玲是在很久以后，从她的小说和她的传记里。对于她，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同情与钦佩同时存在，她的文字天赋灵奇道尽世情冷暖，她的人生则历尽沧桑饱受磨难。
在她小说的封面上：她侧身而坐双臂交叉抱于胸前，身着宽幅大袖的袍子，眼帘下垂，眼神望上看，这样的神态倨傲而恭顺，那件华美的袍子显现出丝绸特有的光泽，小资情调衬托的恰如其分。她说：“生命是一件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生命的美好与丑恶固然同时存在，可谁又忍心把它揭穿，她的率真可见一斑。
她身处霓虹闪烁的大都市——上海。战乱的烽火没有影响到她在租界里的安全，却让生活在她周围的人变着各种戏法与世界接轨，穿着时髦，行为开放。张爱玲接受了五四新思想，却脱不了封建遗留的气息。她认为时装的日新月异，不一定代表积极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她是矛盾的，生于贵族却无人知晓她背后的故事，她的姿态里一再显示她与家庭的决裂，但血液里的贵族意识并未削减，她的贵族情节外化在她的衣服上，那些飞扬着记忆粉尘的衣料。她为《流言》设计的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贵妇人的古装衣饰。她仿佛要人们记住她的望族身世，可在文章里，在人前她却很少提及。她悲观弃世，远离人群，却热忠于穿着打扮，喜欢喧闹的市声；她回避亲情，冷漠倨傲，却渴望友情，热衷的喜好一切世俗的事物——形成机警与尖刻，朴素与苍凉的对照。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她尖锐的指出中国人的心理，鄙视中国人对他人由生到死的窥探，因此她选择了孤寂的死。
她的矛盾还在于她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五四运动不需要她，她不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当大家都缱绻在上海这个堡垒中以求自保时，她奇装异服的走向前台，说些旧事发些噘词；抗日救亡不需要她，她不代表血性中国人招旗呐喊，她谈论人性、人情；国共内战不需要她，她只在自己的斗室里创作，以个人安危为要义；改革开放不需要她，她的“破坏的伟大”让人望而生畏。“张爱玲热”流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又说明了她的生逢其时有巨大的价值“存在既是合理”，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在谈论她。她遇人不淑，几乎成为她一辈子的劣迹，她的婚姻又使她变成一则传奇。她无论做什么事都颠来倒去，想雅却俗，想贵却贱。成功因为她现实里的人性、人欲，想要比林语堂更出名“出名要趁早啊”，理想虚幻的丑陋又使她遁世隐身。
不想说她的矛盾是因生不逢时，还是望族衰微。她的矛盾是注定了的，人生与她是一件爬满虱子的华袍，穿上了嫌肮脏；不穿，尘世更肮脏，不能不要却不如不要！
张爱玲的文字让人叹服，娓娓道来的叙述里道尽了世情冷暖。白玫瑰与红玫瑰的论说，让人看到理想的美好和现实生活的丑陋，《半生缘》用尽一个女人的一生，得来与君相聚梦一场。她的迅速走红被称为“时代的奇迹”。上海的沦陷成就了她，就如《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给了白流苏以归宿。然而，时世决非偶然，如果没有她自我的写作天赋，就算上海再沦陷十次也成就不了一个张爱玲。她的成功在于她用自己熟悉的手法写了自己熟悉的事，比如《花凋》里的男女主人公原形是舅舅和舅妈，《金锁记》则写着“三妈妈”的故事。在“都会文化走到尽头”时，她开始与时代“唱反调”，而人们却接受了她，她如同一位不愿打车的匆忙的行路人却搭上了恰当的车。她的作品《沉香屑》和画册（《良友画报》（插图））被周瘦鹃、柯灵等诸位主编看好，而被称为“奇迹式的发现”，这说明她具有很高的文学、绘画天赋。
她的小说诚挚而朴实，低回而忧伤，让人不忍去触碰，似愈合大半的伤口，不想让它流血。《霸王别姬》里带给人漠然的迷茫，一切的东西恍如隔世，一段为艺术而献身的纯情，让人分不清黑白，弄不懂是雄身雌心还是因相守一身的承诺。而在《倾城之恋》里无情却有情的爱情之火，让人看到一个时代的绝望。白流苏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看不见希冀的火光。张爱玲的散文优雅，文风朴实，丝丝入扣的分析，严肃的态度里显现出很高的文学修养。“生命的幻象就这样在人类的善忘中温情的轮回着，儿时的思想被一次又一次地视为天真或无知，成为迷失本性的安慰或借口”。她创造了一夜成名的神话，让同时代的其他人望尘莫及。
有人不喜欢张爱玲，觉得奢侈；有人珍惜，甘之若饴。她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虽然不能成为主流或文学的先锋，却是乱世纷争中的一点慰藉。“前尘过往无需计，今日繁华谁人知。”她历经繁华荣辱，却从未在乎过，我们又何必把个人的荣辱和文字牵上关系。文字只是她抒发自己情怀的一种工具。你若听得懂，出来捧个场，叫个好；听不懂，就悄然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