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中，阮籍和稽康这两位文人，阮籍佯狂，似是南人所说的“捣浆糊”、“无厘头”；而稽康的刚肠疾恶，锋芒毕露，抵抗到底，则是北人所说的“较真”、“别扭”。
为什么他俩要如此“犯嘎”、“扛头”呢？原因很简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将军要篡曹魏政权。论起来，阮和稽其实也并非曹魏江山的誓死捍卫者。不过，阮藉封过关内候，任过骑散郎，而稽康不但是名士，而且与魏宗室沾亲带故，并任过中散大夫，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魏。这两位文人对执政的司马昭，“不开心”，“不买帐”，“不合作”。
既然不肯合作，稽康和阮藉，自然要采取对立和对抗的态度了。阮籍拿捏得较为适度。于是，聪明且精于变通的阮籍，便不吃亏，少吃亏；而不太聪明，或者过于执著的稽康，便常吃亏，吃大亏，在这两位身上，便有了明显的区别和不同的结果了。
稽康与阮康，是极好的朋友。阮籍这个人，特别我行我素，对什么都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经常喝的烂醉。于是，此公便可以不表态，不说话，不提供看法，不说明观点。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俗。”“终日不得与言。”“口不论事，自然高达。”而这一点，正是稽康所缺乏，所羡慕，而又学不来的。他曾对山涛说过：“阮嗣宗口不言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也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看不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使他索性更为固执地坚持己见，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了。
而当权的司马氏正需要像稽康、阮籍这样真正的名士来表示公开的支持，于是先有陆续的召辟动作，意图将社会名流、上层人士都拉到自己的帐下。于是，大将军授意稽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稽康这位著名作家，出来做官，纳入他的体系。但稽康断然拒绝了。这还不算，他还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亮出观点。这篇书信，显示了稽康的不同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的坚贞品格。映照了他冰清玉洁的灵魂，可同时，他也得罪了老朋友山涛，大将军司马昭。
史称稽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他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文章中的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他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口号，这本身就在否定统治者司马昭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是相当冒险的举动了。司马昭当然不能留他，只等瞅准时机，找个借口就把他杀了。
壮哉稽康！这位中散大夫，不悔不惧，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阮籍对于司马昭的笼络，当然也和稽康一样是要拒绝的。不过，他不是像他那“不太聪明”的朋友那样，公开表现不屑。虽然他也不愿对司马昭低头，但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尽量不往刀口上撞：没事就醉得一塌糊涂。《晋书》中称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因为心怀不平，只得借酒浇愁；善弹琴是因为音乐的不确定性、无限性的特点，最适合承载他自由缥缈的精神。写文章时，也竭力隐而不显，不让司马昭抓住把柄。偶尔，也是会随和一下，不那么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统治阶级划定的圈子内，他把他的拒绝、对抗，尽量地写到极致。尽管这样与强权者周旋，尤如走钢丝，但他却安安然然地尽享天年，显示了他极高的智慧。
坚贞刚直，稽中散用生命弹奏出的乐章，永远铭刻在历史上。（作者系十堰市一中高三（４）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