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纲要》）全文发布，提出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在改进人才管理方式方面，提出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
与《纲要》发布几乎同时，本年度高考开考。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今年高考报名数957万，比去年减少约65万人，录取计划为657万，虽然录取率提高7％，但高考压力依然巨大。将高考的消息与《纲要》所提到的具体总目标——包括人才资源总量增加到1.8亿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等对比，就不免产生一个疑问：“人才”是不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
从人才的培养、管理和发展看，正是以学历评价人才的传统人才观，造成了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表现在教育方面，重视受教育者的学历，远超过受教育者的能力，这导致教育“空心化”和学历的迅速贬值。表现在就业上，就业制度与教育制度紧密对接，我国《劳动法》明确提出要促进公平就业，但是在就业中，明显具有学历歧视的政策层出不穷。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学历的虚热。
除此之外，按行政级别评价人才，也是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对于政府部门以及一些事业单位来说，发展人才，主要职责应该是给每个人发挥才能的空间，提供多元成才模式，创造平等就业机会，打破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这就要打破人才评价的“学历论”、“级别论”、“资历论”，建立每个人都是人才、每个人都有自己发挥才能的舞台的新人才观。
有这样的人才观，也才能促进教育观的改变。我国的高考之所以被认为是“性命攸关”的大考，“一考定终身”，就是因为高考所获得的学校身份和学历身份，很大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如果有多元的成才路径，高中毕业不选择高考不会被认为不正常，工作几年后再视个体发展需要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会成为常态，而从一所大学转到另外的大学求学，也不会有现在的壁垒，这样，教育的活力被解放出来，我国发展成为人才强国，也就有了基本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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