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杰出人才的涌现，需要我们的教育大力改革，成为人才的真正摇篮。但走出摇篮后，要最终成为钱学森式的杰出人才，还须“过五关，斩六将”。让我们回到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最详尽材料《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3000多字中，90%以上的内容是钱老讲自己如何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新环境中成长。他说：虽然在鼎鼎大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却没有学到创新的东西。只有在加州理工，才开始了创新，历经20年。
这表明，钱老的成长分两步：一、打基础，二、在创新的环境中长期努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出现了不少显示出卓越创新才能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走到了钱老的第二步。可惜的是，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某某年轻人科研很出色，不久就听说当上官了，而从此也就听不到他在科研方面的新突破了。
这种“研而优则仕”或者说“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近年来愈演愈烈，已成风气。固然，“研而优则仕”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但此风对科研人才的成长，对造就大师级人物的危害，日渐显现。如果说教育不当会妨碍创新幼苗的出土，“研而优则仕”则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可造之材，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有人说，科研人才当官后还在搞科研。不错！但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数学大师陈省身说：大数学家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对科学家来说，时间就是成果，没有长时间全力以赴的努力，能成为大师吗？
在数学界有两个久负盛名的大奖：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在48位菲尔茨奖得主中，担任过所长、系主任、科研主管、院长、校长的有13人，其中9个人在得奖至少9年后任职，而任职大多只有3年。在48名沃尔夫奖得主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17人，其中至少12个人任职时已超过50岁，甚至70岁。有一位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只是在53至55岁时当过所长，还说他不适合这个位置。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说明科学大师是几乎不在创新高峰期当官的。进一步说，科学家当官与政治家当官不同。对政治家，当官有助于专业才干增长；而对科学家，则弊大于利。无疑，我们国家需要一批兼具管理才能的优秀科学家去做行政管理工作，但应审慎使用，珍惜科研人才，要用也最好在他们过了创新高峰期之后。
出现一冒尖就当官的现象，有长期“官本位”意识的作用，也与对“领军人物”的不当理解和使用有关。现实中，把“领军人物”混同于“官”的现象屡见不鲜。什么是科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以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引领科学潮流的人物，而不是官位。20世纪科学界最大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爱因斯坦，请问他是什么官？
现在，社会各界都在热议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在科研领域，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迫在眉睫。“研而优则仕”现象的存在，污染了学术风气，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特别是一流科学家的产生，同时也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如果不刹住此风，造就能与强盛国力相配的大师队伍将永无可能。对此，我们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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