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北去》的写作支点与表达智慧

梅洁报告文学新作《大江北去》日前由十月文艺出版社重力推出。作品以诚挚的文化关切、浓郁的故乡情结和超拔的史诗手笔，叙写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构思到动工的基本过程，重点描写了调水源头——鄂西北人民为这一跨世纪超大型工程所付出的理解、牺牲与奉献，真切而感人地报告了北京、天津、河北等北中国严峻的缺水形势及丹江口、郧县、淅川等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蓄水与调水工程中所承受的巨大磨难，热情讴歌了十堰人民为支持国家建设所表现出的韧性、耐力及面向未来的创业精神，具有显著的全景性质、历史况味、文化底蕴、人性深度和崇高品格。

从女儿般忧伤的江湾走来

童年记忆及不期而遇的少年经历是梅洁报告文学创作的初始心理学依据，也是其故乡情结的逻辑出发点。故乡山水与父亲的坚强、母亲的隐忍一道，共同约定了梅洁朴实、坦诚、善良、敏感的行为方式和创作个性。可以认为，童年记忆使梅洁对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与痛苦、善良与快乐都十分敏感，故而每每生出悲天悯人的悲悯情怀和发自肺腑的感恩心理，以至于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都容易让她流泪。正如作者所说，“从女儿般忧伤的江湾里走出来，我对世界一片同情。”

梅洁出生在山清水秀、底蕴厚重的郧阳古城，伴随着真与美、善与想象在河边长大。梅洁注意到了这种成长经验与日后精神建构间的潜在关联。如果我们把梅洁的童年比喻为一块画布，那么，这上面多半只是黑白二色；假若有人将这位汉江女儿有关人世间的初始记忆看作一首童谣，那么，快乐和孤独同是它的旋律。在梅洁的童年记忆里，除父母的疼爱和乡亲的呵护外，还有两大快乐的启蒙仪式。一是踩踏纤夫的脚印，二是端午节的江边祭典。

然而，命运还是无情地捉弄了这个朴实而善良的汉江女儿。１５岁那年，受父亲政治遭遇的牵连，梅洁被迫离开郧县到襄阳读书避难。此后数十年，故乡的大河有如父母迷蒙的泪光，始终深深地灼痛着她的乡恋。

记得英国人杨格曾经说过，写作不但是一种高尚的文娱活动，而且是一个幽静的避难所，它改进作家的才能，增加他们的宁静，在烦乱的世界中为他们开启一扇后门，使之有可能通向一座长满道德与智慧花果的芳草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快乐可能是幸福的表征，痛苦则不失为创作的源泉。既然汉江把快乐和痛苦一道托付给了年幼的梅洁，长大后的梅洁也就没有理由拒绝美丽而忧伤的江湾的馈赠。父亲的苦难，个人的出逃，亲人的别离，都过早地压在这副稚嫩的肩膀上，使她尚未足够品尝到父爱和亲情就担当起人生的忧伤和社会的悲戚，并开始“用一颗孩童的心体验着破碎、孤独、死亡和‘灭顶之灾’”。这种心绪一直延伸到她父亲平反、亲人离世和撰写《大江北去》的岁月。

悲悯和企盼同样圣洁

少年出走以及此后的塞外旅居和两次回归，促成并强化了梅洁深深的故乡之恋，培育了她对故乡崇高的悲悯情怀和圣洁的未来企盼。“从郧阳到襄阳，从襄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塞外大漠，在我越走越远的路上，‘乡愁’便成为我前行中再也无法拆迁的房屋。我因离别而失去了故乡，我又因离别而永远拥有了故乡”。

《大江北去》对于故乡人民巨大牺牲的悲悯和对于美好明天的企盼都是真诚、明确和富有深度的。作者在“后记”中这样阐释她的创作目的——作品想努力呈现的是，调水源头人民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中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和大痛、大义，以及那条流淌了亿万年的汉水伟大的涅槃和另一种永恒。

１９９１年金秋，离乡３１年之久的梅洁回到这块让她欢喜让她忧的故土，发现了这方土地上的百姓所作出的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很快，她把故乡的受难以及关于这受难的理性审视写进了报告文学《山苍苍，水茫茫》。进入新世纪，梅洁的故园之恋更趋博大深沉。正因为如此，她强忍丈夫离世和头疼欲裂的双重打击，于２００５年清明节后毅然踏上南行的旅程，沿着汉水、丹江走了一百天。经过艰苦的采访和含泪的写作，她又一次将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北去》奉献给包括故土乡亲在内的千万读者。在这部以如椽巨笔创作出来的全景性报告文学作品中，悲悯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基调，“牺牲”与“奉献”显然是该基调的两大核心音符。

阅读中我们发现，梅洁的这种充满悲悯意味的乡情乡恋乡愁几乎无处不在。在北京采访的日子里，作者到西四环桥边散步，一帧题为“南水北调，精心施工”的条幅让她怦然心动，她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然而，眼前是车轮滚滚、人流滔滔，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于是，我独自站在栅栏外呆想：在这个千万人的大都市里，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地底下正在安静而紧张地进行的工程？有多少人知道南水北调真正的含义？有多少人知道调水源头在哪里？又有多少人会为不久就要喝上三千里迢迢北上的汉江水而感动？”

故园似水，亲人有泪，乡恋如血。梅洁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就把郧山汉水背负到哪里，无从停歇，更无法放下。或许，这也是她今生注定的宿命！

历史诘问与价值追寻

梅洁的激情叙事为学界公认，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反思以及对于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价值追寻。恰恰相反，她的作品因不倦的历史反思和高尚的价值追寻而体现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况味。“忏悔的泪水能流成江河吗”如此，“回眸如歌如泣的岁月”、“仰望如碑如铭的江岸”如此，“汉水将完成一个大写的人”也是如此。惟其如此，南水北调才显得必要，故乡的奉献才有非凡的意义，《大江北去》的写作才闪射着逼人的文化光辉。

作者多次强调，“我是一个看重‘价值意义’的劳动者，对于意义的追寻和理解总是困扰着我。我所要写的和所要做的对于社会、自然、历史、他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基于这种理解，《大江北去》不惜笔墨，对孔子和屈原的沧浪之游、唐太宗三子李泰贬谪郧阳并葬于马檀山、距今１００万年的梅铺猿人化石、郧县南猿头骨化石、青龙山龙蛋混生化石群、青龙泉文化遗址、龙城遗址、淅川春秋古墓葬群等进行了清晰的文化厘定，行文中饱含民族自豪感和清醒的文物抢救意识。

作品重点考察了武当山及由此而来的武当文化。梅洁认为，“７２峰”、“３６岩”、“４２涧”并不意味着武当山只有这么多峰、岩和涧溪，它寄托着古人希望借此数字祈求天地交泰、天人合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表达了先哲们希望“太和”即宇宙万物普遍和谐的理想。难怪世界遗产委员会如此评价：“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代表了近千年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梅洁还特别以火样的激情和诗化的文字反复吟唱着她心目中的母亲河——汉水抑或“大江”，那分明是奔流不息的鲜活的图腾。“汉水，从秦岭深处的嶓冢山流出，在嶓冢山那个神秘的洞口，有一尊硕大的石头，初始上路的汉水从洞里流出，从石底穿过，然后开始她漫长的跋涉。在离巨石不远处，有一株千年寿龄的丹桂树，树冠如云如盖，花香如云如雾。站在汉水的源头，你无法不去冥想：美丽的汉水不论她从什么神秘的地方流来，她一入世便被这亿万年缄默的石头砥砺了；她一上路，就被那株千年的丹桂阴柔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一味地歌颂历史的辉煌，而是将批判的锋芒不时指向生活的负面。她对于北京、天津、河北水资源的审视性考察具有沉重的沧桑感。作者还转述淅川县委１９６１年２０４号文件中的有关数据，批评当年移民工作中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丑行。因为缺乏经验和管理混乱，致使有的移民病死、饿死，有的坐牢，有的被逼疯，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真可谓“牺牲了第一代人，苦了第二代人，连累了第三代人”。面对上述别样的“牺牲”，作者痛心疾首，挥泪祭之。

无论是辉煌的回眸还是悲怆的祭奠，其中的况味足堪当世读者深长思之。

源自人性深处的文学表达

近年来，评论界对报告文学时有诟病，“日薄西山”、“恐龙已死”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人们对报告文体尚存误解；另一方面，报告文学的功利主义、广告倾向、材料堆砌也是毋庸回避的内伤。这意味着，重申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已成当务之急。正是出于这种纠偏拨正的考虑，梅洁常常在滚烫的现实和优美的言说之间倍受煎熬。好在生动的故乡场景与她一贯的艺术诉求达成了默契，冲突之后的和谐赋予人性表达以超常的深度和创新的魅力。

其一是自洽的文本结构。《大江北去》全书五卷，前有“引言”，尾附“后记”，具有结构上的完形感。就主体部分来看，卷一重点表现北中国日渐严重的水危机，是“大江北去”的书写支点，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卷二、卷三酣畅淋漓地颂扬了调水源头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堪称美丽的悲怆；卷四、卷五热情展望了库区人民的奋起与梦想，体现了前瞻眼光和建设意愿。

其二是本色的叙事风格。诗人和散文家出身的梅洁，其报告文学写作同样显示出高超的表达智慧和奔放的艺术格调，《大江北去》自不例外。在长达４０余万言的叙说中，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未来、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数字与描述、记人与说理、朴实与绚丽、热烈与冷峻、优美与崇高相互融汇，显示出强劲的语言张力。

其三是自便的表现手法。作品不仅启用了宏观视野中的对比手法和穿插技巧，而且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有机结合，并且尽可能地调动了比喻、拟人、借代、排比、反复等诸种辞格，力求阅读吸引力、社会震撼力的最大化。以排比手法为例，这段文字就颇具艺术造势力量：“我总对我的朋友说，到武当山读南朝名道陶弘景的《玉匮记》吧，到武当山读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吧，到武当山读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吧，到武当山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吧，或是到这座神山读神秘的《易经》，读老子、庄子，读‘道法自然’，读‘天人合一’……也许你在别处读不懂，或不大感兴趣，但你到武当山一读即懂。”

其四是复合型文体特征。通读全文，我们不难获取这样的印象，《大江北去》不拘成法，随水赋形，以人行文，将历史文献、散文随笔、报纸新闻、人物访谈、回忆录、日记、序跋、摄影图片等要素合构成篇，给人以庭院深深、纵横捭阖的阅读快感和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