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后的午后，我在网上溜达。胡兄逮住了我，谈到校报２０周年纪念事宜，嘱咐我写一点文字。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还自作主张即刻把征稿启事转给了燕玉梅，希望她也写点什么好。
当时不及细想，事后回顾还真是吓了一跳。我的想都不想的答应是不是太不谨慎，少了对事件和对文字的敬畏，以有损纪念活动的严肃和初衷呢？而再次想都不想地要别人也来参与是不是过于霸道，或者过于随便了点呢，我应当明了她已经不再是学生，而我也不再是校报兼职？事实是，在非常短的时刻内自动化作出的两项行动都违反了“三思而后行”的古训。都过３０的人了，怎么遇事还这么冲动呢？怎么还那么不成熟，不沉稳呢？
在接下来几天断断续续的自责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与校报亘古不变的文字情结。报庆作为一个必然的燃点，再次唤起了我身体内慢慢沉睡的过去，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１０年的生命长度，顺着校报的文字这根火线，在我的体内燃烧起来，过去的日子红火起来，渐次清晰、丰满、有了她的身影，她的色彩，她的容颜，她的呼喊，她们无法无天，忘形得意。
５年前我在校报１５周年的纪念会上，以读者的身份说校报教会了我走路，言辞充满了感激。即使今天回想起来我也丝毫不觉得那是矫情和客套，只是觉得当时未必真正理解了学走路的含义。而今天，当我重新走在作为学子的路上，走在学术的路上，自觉体会到我将终其一生过一种文字生涯的时候，才明白文字和我难解难分的缠绕。
我为这种缠绕梳理头绪，寻找源头时，我看到了校报上的铅字静静躺在我生命的树梢上，青枝绿叶，手舞足蹈。
我的第一篇消息写作码在报头一角了，我的第一篇散文经过聂在垠老师修改爬上了山泉版，我的第一篇评论安顿在理论版，我策划的选题布满了实践版……这些幼稚的文字记载了我的大学细节，我的青春激情，我的人生冲动，我的师友情景。
再清楚不过的特写是，周末的晚上，行政楼三楼左拐的第一间办公室经常透出昏黄的灯光，室内烟雾缭绕，我和一个看起来半魔半佛命名胡忠青的男人在涂抹着一篇一篇和校报有关的稿子。为了生产文字，为了名字变成铅字的快感，我们不惜像大先生那样点燃劣质香烟召唤文字灵感，不惜“为赋新诗强说愁”（想到这，我还记得有一次夜晚，其时的校报总编杨洪林老师正是循着我们的烟味——大概是这劣质的烟香绕梁跑到他的办公室去了——敲开门找我们要火柴，搞得我们一阵惊恐）。胡的文字经常溢出校报，飞越金岗山，飞到十堰日报歇窝，飞到省城的报纸鸣叫，飞到北京的大报上跳舞。不码字的时候，我们就枯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用嘴吐出一堆又一堆的语词，那些语词有时很甜的相互恭维、亲吻，有时利剑般恶毒、扎心。
那时候的周末，我们经常忘记身边其他的朋友，忘记燃烧的身体需要漂亮的异性，整个身体被一种叫作文字的魔鬼控制着。其时的胡兄是我最嫉妒的偶像，我总是渴望着有那么一天我的文字能与他的文字平分秋色。在办公室里写字和谈论文字的“文字生涯”就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习惯，这种习惯到我留校当了老师还保持着，直到我离开师专（即使在上海的这些年，这种文字生涯的细节会跑到梦中来，搅乱我的睡眠。每每和师专的同事们谈到这，有些人感到奇怪，有些人同有同感。奇怪也好，同感也罢，那段文字生涯无法磨灭的存在，做不做梦由不得我了）。后来，我们经常说别人的大学周末是在后山的情人坡、学生食堂改做的临时舞厅、操场上的露天电影前度过的，我们的大学周末是在团委的办公室度过的。即使是现在，我仍无法判断我们说这话的心情是酸溜溜，还是自豪。我不会跳舞，结识的女孩少，就自然埋怨他总是把我从舞厅揪出来，他也会喋喋不休地向一些学生和女同事解释我怎样成为舞盲的。
不用说，就是从那段时间起，从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从母校的校报上，我不自觉地开始了一种生活，一种我现在称之为的“文字生涯”，不再说是“我跟校报学走路”。我不知道胡兄和其他当事人会怎样来回忆它，赋予它怎样的说法。趁着这样一个仪式，我用文字表达了“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结结实实的个人生活，充满人性气息的青春时代，以不同的层次呈现出来。我想，我们这些曾经的在场者的生活细节和人性气息构造了校报的真实，学校的真实。这决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事件，一串没有体温和色泽的文字，它是鲜活的生命，是真正的时代精神。校报和母校因为这些事件、生命和精神灵动起来，获得存在的勇气和使命。而我们呢？在回溯自己的存在途中生命也相应绽放开来。
我相信，我们都是在听从某种召唤升起一种表达的冲动，这种冲动之思和“三思而后行”没有关联。这是文字冲动对仪式的责任承担，其中自有大敬畏。
（作者系本报１９９３级学生记者，曾任本报兼职编辑，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６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