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的烟云正在离我们远去，已整整６０年过去了。历史逐渐变得模糊起来。谁拿起了红缨枪，谁缚住了苍龙。战争的硝烟正在消散。万人坑的呐喊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那一张张被战争扭曲了的脸深深的埋入了历史的尘土中。
影片《东京审判》讲述了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为了给世界人民，特别是深受苦难的亚洲人民，还包括深受战争之害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一个交代。在远东军事法庭的授意下，对日本好战的右翼战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２８名战犯的审判。
该影片的着重点就在这样一个被逐渐淡化的历史时期，该影片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的的深刻认识，特别是８０年后出身的人，几乎对那段历史都不曾认真的认识和反思过，因此他们的那种强烈愤怒的反日情绪仅仅停留在申斥的程度。不能提出非常有反驳力的证据来。因此就不能够全面的深刻的审视这段历史。该片的上映我不认为在剧情安排上或者在摄影技巧上的成功，而是它作为一个影视实体本身的传播而得到的价值，这样的价值是同它的社会价值同体的，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借助了社会的价值判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影片的叙述方式上，该片一改过去一贯的叙述方式，从几方面出发。细节与总体全面的搭配，这样显示了剧情的波荡起伏。给人的视觉是比较有冲击力的，在主题和细节上各自都发挥了功能。就人物和画面来说，该影片受到环境的限制较大。因为影片主要发生在审判庭里的故事，所以对剧情的构造和表达是不利的。但是该片的特点是用故事情节突破了剧情的限制和环境的限制，把细节和主题交叉的叙述更加生动的再现了当年的场景。
在影片的定位上，影片重点要复原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所以要突破人物个性。其实在这个影片中人物的重要性被影片的强大历史背景所覆盖了，看不到谁是主要演员以及在剧中起到的决定作用。但是该影片在场景设置和剧情设置上都用了很大的功夫的。
翻开历史记忆的画卷，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东京审判的法庭，就是原日本陆军省礼堂。那是什么地方？东条英机内阁的侵略计划、指令在此制定、发布，他们在犯下罪孽的地方接受最后的审判。国际检察官约瑟夫·季南的办公室正是东条英机当年的办公室。”历史本身是如此的富有戏剧性。
影片着重刻画了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官团中力挽狂澜、终促成宣判东条英机等人死刑，“如不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唯有集体蹈海一死谢国人！”……历历都在史料中有案可循。从某种意义上讲，梅汝璈是因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的国际审判而闻名于世的。事实上，梅汝璈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派，作为中国的唯一法官代表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他不屈的民族气节、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无关系。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１１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有史以来出席国际会议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
这样的几个片段，我们就很容易把故事情节了解清楚了，并感觉酣畅淋漓。
该影片的成功在于扣住了时代的脉搏，把影片自身的价值同社会国家民族的价值放到了一起，从而突出了自己的价值。再次就是在电影领域里我们看不到描写这样情节的电影，都认为这样的影片在市场认同上不会得到认可也不会有好的市场前景。影片的立足点是站在传播价值和民族认同感上，把握了当前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说，影片塑造了肩负责任和使命的中国人，主创人员也是秉着这种责任和使命还原当时那段历史，它获得了可观的票房。
侵略者终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侵略将被历史检验。当新世纪开启的时候，我们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先辈感到自豪。历史将铭记住他们。我们也会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寄予的希望：落后就会挨打，唯有国富民强，才能抵抗侵略。这种希望在于我们青年一代，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